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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素其实是蚕种。
至于为什么只有湖州有这样的蚕种，无非是因为湖州作为蚕桑养殖业的主要产地，具有天然的规模效应。产业的聚集促进了分工的细化和技术的提升。李幺儿在杭州的时候，几乎走遍了江浙所有产蚕桑丝绸的县，无论是规模、技术还是相关的工商业组织，17世纪的苏杭两府都居于全国的首位。
“你们就没有想过引入湖州的蚕种吗？”李幺儿问。
“怎么没想过，”陈霖叹道，“奈何要蚕农改蚕种，难如登天！”
他说起父亲曾经从湖州买来蚕种让蚕农试养，竟然无一户愿意。后来只能自己雇用女工来饲养，也不知道是水土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养出的蚕大批病死，不仅亏折了许多钱财，也被族里的人取笑。
“自此之后，先父灰心丧气，也就不提这改良蚕种的事情了。”
李幺儿颇有同感。她在杭州推广蚕种的时候，亦是费了无数心血。期间亦有多次反复，实话说完全是赔本的买卖，单纯靠个人或者小团体是完全搞不下去的。费达生在吴江的蚕种改良，不仅得到了当时地方政府的支持，江浙的丝织业资本家也提供了不少援助。就是这样她的蚕业改良也是走得磕磕绊绊。何况陈霖父亲这么一家小作坊了。
“这蚕种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就是在苏杭都不易办到。”李幺儿说，“我看了厂子里的机器，似乎你这里即做丝也织绸。”
陈霖说丰生和向蚕农收购生丝之后，要经过调丝、纬络、经具、过糊等一系列工序，才能上织机织造各种绸缎，织造完毕之后，还要煮炼，染色。不过这些前后段工序多是外包给专门匠户来做得。织坊本身主要做需要较大设备的织造工序。
传统的丝绸纺织业很少有大生产。即使到了工商业更发达的清代，绸缎织造大多还是一两台机的小机户。生产模式是“放料取货，以货出售”的生产外包模式。纱缎庄将生产原料、织机物料发给机户，由机户回家生产，完成后交回纱缎庄结算加工费。绸缎由纱缎庄发售。这种分散的生产模式下，产品规格不宜，质量好坏不定。
丰生和过去也是这种模式，到了陈霖父亲手里，他感到这样的生产产品质量始终得不到保证，有时候在广州城里看到新的花式品种，拿回来要机户织造，整个过程也特别慢。因此决定自己设场织造。
“想不到你父亲还挺有远见的。”李幺儿笑道。
“首长过奖了。不过自己设场织造亦不容易，光是嘴皮官司就打了不知道多少－－这村里本身就有不少机户，靠着丰生和发料织造过日子，听说我父亲要自己设场，都上门来吵闹。其中还有许多族人。要不是我家是长房嫡派，族里长老又出面解劝，这丰生和大约早就被砸烂了。”
“后来怎么解决的呢？光是解劝大约是不能了解的。”
“无非是破财消灾。”陈霖苦笑道，“后来我父亲与族中长老们商议，凡是愿意入织坊做工的，织坊一概收入，织费和过去无二；其次是族中十五岁以上男丁，每人每月给一斗米。这才算将事情平息下来。”
“这花费可真是不少！”
“虽说不少，可也值了。若无族里护庇，这织坊开在此处，哪有如此的太平！且不说水匪歹人窥觊财货，本县的许多机户亦是虎视眈眈，巴不得丰生和被一把火烧个精光！暗中咒我父子一命呜呼的，大约也是不少－－如今他们也算是遂了一半心愿了！”他叹息道。
李幺儿想起她初来丰生和的时候，房屋虽然保存还好，但是内部设施机器却有被有意破坏的痕迹。
乱兵土匪抢劫，不外乎劫掠细软财货，这些笨重的“生财家伙”他们是不感兴趣的，更不会专门去破坏，这显然有泄愤的意图。
再联想到当年她在杭州的时候凤凰山庄被围攻，几乎酿成大祸。其中虽有郝元从中煽动，但是搞得一系列蚕桑改良和缫丝厂亦是原因之一。
革新改良，不论意愿有多好，只要触动了既得利益者，就必然会引起反扑。想到这里，她觉得自己选择南沙这里真得非常正确，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说道：
“自古做事业就不是一件容易事，特别是这样翻天覆地的事业。不过我们元老院就是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底。丰生和现在和元老院共进退，将来一定会成为首屈一指的丝绸纺织企业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