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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权，没有最后的决定权，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，彼此的地位，又是平等的，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，再也不可能重演了。
乾隆十六年，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》公布，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。
应该说，高宗的设计，颇为精巧，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“虚君”的意味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。
可是，这个制度的副作用，也非常之大。
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，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。
摄政和噶厦、噶伦和噶伦，谁也不服谁，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，下绊子，打黑枪，直至撕破脸皮，大打出手。
热振和夏扎之争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四噶伦地位平等，相互不服气好理解，摄政和噶厦，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？这是因为，摄政上任之前，都是某大寺的“堪布”——即主持，都没有什么行政经验，噶厦政府的噶伦，却个个政务精熟，对新官上任的摄政，难免看不上眼。既然轻视，便不会服气：昨儿你还在我们下头，今儿就爬到我们上头来了，人五人六的，凭什么？
喇嘛由“灵童坐床”至“成年亲政”的“空窗期”，偏偏又特别之长，摄政和噶厦，乃有足够的时间，你来我往，你争我夺，整个西藏的政局，便没完没了地摇摇晃晃。
牺牲品不止西藏的政局，还包括喇嘛本人。
不论摄政还是噶伦，权力掌握既久，交出去的时候，就不那么痛快了。
九世喇嘛十一岁亡故，没活到亲政。
十世喇嘛亲政第四年亡故，年仅二十二岁。
十一世喇嘛亲政当年亡故，年仅十八岁。
这几位喇嘛，死的都不明不白。
十二世喇嘛现在六岁，他未来的命运，又会如何呢？
算一算，自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》以来，七世喇嘛至十一世喇嘛，摄政执政的时间，比喇嘛亲政的时间，要长得多。
政局不稳，对西藏也好，对朝廷也好，自然都不是什么好事，只是对于朝廷来说，在某个层面上，也能够从这种混乱中得到某种收益：西藏上层，光顾着争权夺利，没空儿来动朝廷的脑筋了。
分而治之嘛。
可是，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》带来的第二个副作用，对于朝廷来说，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。
喇嘛掌政，西藏政教分离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，宗教势力迅速膨胀，西藏的政治体制很快变成了政教合一。
一僧三俗的四噶伦，名义上地位平等，但僧噶伦作为黄教寺院集团的代表，排名第一，是为首席噶伦，实际的权力和影响力，超过三个俗噶伦。
比噶伦地位更高的摄政，百分百出自于黄教寺院的高僧大德。
“拉萨三大寺”——哲蚌寺、甘丹寺、色拉寺的“堪布”，例行参加噶厦政府的扩大会议，直接参预政事，与闻大计。可以说，这三大寺的“堪布”，算是噶厦政府的“编外噶伦”，寺院集团的主张和意志，通过这种手段，可以得到直接的实现和贯彻。
“三大寺”都拥有大面积的直辖领地，“堪布”可直接向所辖地区派遣各级官吏，权力等同噶厦政府所派同级官吏。
非但如此，法条明确规定，寺庙和百姓发生纠纷，由寺庙自理；寺庙判决的案件，和政府判决的案件，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就是说，寺庙拥有超越和凌驾政府的“治外法权”。
除此之外，地方政府许多官员其实都是僧人出身，或者取得了僧籍，或者毕业于僧官学校。
许多黄教寺院的高僧，在政府中“挂职”或拥有名誉职位。
更不必说，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，与日俱增，直至与神祗无异。
当时的朝廷，并不能充分意识到政教合一的危害性，利用密宗统治藏、蒙，本来就是国策，清朝的皇室自身，和密宗也有密切联系。后宫普遍崇佛就不说了，就是皇帝，也多有同密宗瓜葛甚深的。
世宗信佛，高宗有自己的“上师”，事实上，这位名叫章嘉若必多吉的“上师”，是说动高宗准许参政的重要幕后推手。
但政教合一的危害性，来自于二十一世纪的关卓凡，是清清楚楚的。
好吧，面对西藏官制现状，我该如何着手改造呢？
*(未完待续。)